神權、人權、政權
（資料取自唐崇榮牧師的《神權、人權、政權》）
第二章 - 政權的產生
詩八：3 - 93我觀看你指頭所造的天，并你所陳設的月亮星宿，
4便說，人算什么，你竟顧念他？世人算什么，你竟眷顧他？
5你叫他比天使（注：或作"神"）微小一點，並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。
6,7,8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，使萬物，就是一切的牛羊、田野的獸、空中的鳥、海里的魚，凡經行海道的，都服在他的腳下。
9耶和華我們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！
創九：6
6凡流人血的，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﹔因為神造人，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。
●大綱●
希臘文化的封閉系統
希伯來文化的開敞系統
人權的逾越與政權的產生
人權的誤用
壞的政權好過沒有政權
像這樣的講座，你如果每一堂都參加，你聽了整個系統，就容易建立一個架構﹔如果你整個來龍去脈，從因到果能夠很周全地去吸收，那你的信仰就有更堅固的支柱。我們不但要信，我們更要知道為什么自己這樣信？我們不但要知，還要知道我們憑著什么這樣知？這樣我們對聖經，我們對基督教信仰，我們對從信仰而產生的行為就能夠好好地負責任。
在至第一堂我們已經談到：「人權的基礎」、「人被尊重的本質」是什么？就是「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樣式被造的」。凡是不愿意接受這個前提的人，他也沒辦法接受這個事實。但是，不承認自己是神所造的人，并不能擺脫「他是神所造的」這個事實。當我們討論人權，而不愿意接受「人是按照神形象樣式造的」這個基礎，我們其實也正在討論一個「不知我們從哪里來，也不知我們被造的目的是什么」的一種很模糊的事情。所以我們應當在基督教信仰的中間肯定神的話，讓神自己的話成為我們研究這個題目一個最重要的保証，讓神的創造把我們帶到一個可以知道「我們是誰？」「我們被造的目的是什么？」這個偉大、神聖真理的知識里面。
我們要讀兩處的聖經，第一處在詩篇第八篇第3-9節：「我觀看你指頭所造的天，并你所陳設的月亮、星宿，便說：『人算什么，你竟顧念他？世人算什么，你竟眷顧他？你叫他比天使(或作上帝)微小一點，并賜他榮耀、尊貴為冠冕。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，使萬物，就是一切的牛羊、田野的獸、空中的鳥、海里的魚，凡經行海道的，都服在他的腳下。』耶和華我們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！」
第二處我們看創世記九章6節：「凡流人血的，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﹔因為上帝造人，是照自己的形像造的。」我們剛才所讀的這兩段聖經，是全本舊約中間非常特別，絕無僅有的論到「人的價值、人在宇宙中間的定位以及人權的范圍」的經文。
希臘文化的封閉系統
「我觀看你指頭所造的天，并你所陳設的月亮、星宿」，這句話表示人面對這偉大無際的天空時，對自然界以及神在自然界的地位所產生的反應。我們看萬有之后就能夠對萬有產生回應，這是人與動物不同的地方。而人能夠對所造的產生回應，這就顯示出人的價值之所在。希臘文化和希伯來文化不同的地方是：希臘文化看見神所造的一切，它并沒有認定有一位創造這一切的神﹔所以，他的回應就不是向神回應，他的回應就是向自己的本能和自然的本質回應。整個希臘文化掉入一個封閉的系統里，沒有辦法產生對神的信仰。希臘文化就在宇宙萬象中間觀察并歸納出一些原理，找到一些統一性的原則，然后把這些東西當作知識，來教導其它還沒有認識的人，這樣就產生了研究、探討、分析、觀察、歸納的果效。因此，希臘哲學與自然科學從起初是沒有分別的：當他們研究哲學的時候，就是研究一切的智慧，所謂「哲學家」，在希臘原文就是「智慧的愛好者」，他們對萬象的研究所寫下來的書就成為「哲學」，而這些「哲學」，特別是蘇格拉底(Socrates，BC 469-399)以前的哲學，有許多是探討自然界所產生的智慧結晶。在這段時期，所有希臘哲學家所寫的書，可以說多數有兩個共同的主題：第一就是自然，第二就是原理(On Nature and On Principle)。其基本觀念乃是先假設這是個萬象奇妙的世界或大自然(the Cosmos)。希臘文的 Cosmos 這個字可以被解釋為「這個地球」、「這個人住的世界」，也可以被解釋為「整個我們所能見的這整個自然界。」這個世界在希臘的思想里面是一個能自我成全、自我滿足、自我解釋的一個世界﹔所以用這個世界里面的一切，就可以解釋這個世界里面的一切，而這世界就是一切的一切。這樣，在這世界之外是否有一個超然的創造者？在時間之上是否有一位永恆的超時間者？在空間之外是否有一位偉大、無所不在的超空間者？他們就沒有答案了。
田立克(Paul Tillich，1886-1965)歸納希臘的宇宙觀是一個 Plastic World 的宇宙觀(像塑料一樣單調的、死板的世界觀)。那是一個自我成全、自我滿足，以為在這宇宙里面已經有了一切，而這宇宙以外則是莫明其妙、不知其它的一種宇宙觀。希臘的哲學和宇宙觀所產生出來的，不管是方法論或是結果，都可能帶來專門解釋這個世界的相當高深的自然科學，直到蘇格拉底的時候才產生一個新的方向。這個方向就是「人哪！你只知道你之外的一切，這樣你滿意嗎？」、「你明白這自然界一切的奧秘，你以為這就是智慧嗎？」、「如果你知道你之外的一切高山、大海、天文、地理，卻不知道你自己里面有什么東西，難道這就是智慧嗎？」所以，智慧和哲學的方向從蘇格拉底之后，就從向外探討的自然科學，轉變成對人自己本身的研究，以及對倫理責任的一種研討，這是希臘智慧一個大的轉向。從此之后，人對自己價值的肯定、對自己的了解、對自己應當做什么等等這些智慧，就成為倫理學的一個基礎。這樣，哲學就不再單單是研究「自然」了，哲學也研究「人」了。而當人把自己當作研究萬有的對象之一的時候，當人把人本身當作對象來研究的時候，我們就進入了一個主客不分的混雜狀況中間。
「我是誰？」在這個大問題的下面還有三個問題：(1)「誰問？」人問！(2)「問誰？」問人！(3)「問什么？」問「人是什么？」。要「知」的就是要「被知」的，盼望「被知」的就是盼望「知」的，而這個「知」就以自己知的有限性去知自己被知的那個不可能性，結果就產生了「人類學」、「倫理學」里面眾說紛耘、莫衷一是的混亂狀況。
當我們研究「人權」、「人道」、「人性」、「人的智慧」、「人的責任」、「人的倫理」、「人應該做的是什么」等等問題的時候，就會發現人所能找到的答案都是相對性的。這和研究「自然」不一樣。自然跑不掉，它會乖乖地讓你研究，你就比較容易從它的現象中間歸納出一些比較正確、肯定、可靠的答案來﹔但是當你研究「人」的時候，你就從這個比較捉摸不定，十分動態的對象，找到比較相對、不十分確定的答案，這也就是「心理學」和「科學」不同的地方。「二加二等于四」放諸四海而皆准，歷經萬代而常新﹔然而研究一個精神病患，讓他給十個不同精神科醫生檢查，找到的可能是十個不同的答案。所以「人」就變成比「自然」更難研究的對象。因為人以自己的有限性，要去研究人的無限的那些現象的根源，那是非常困難的﹔而且人的靈魂其實是非常、非常深奧的。
希臘文化對世界的貢獻是：人作主體，把自然當作客體，整個的架構、整個的前設(presupposition)就是人可以在自然界中間找到真正的知識，這樣的體認是相當有自信的，而這種自信的可能性，是因為人被造原本就是超越自然的，但這種自信變成極端，導致一個敗壞的結果，就是人把自己絕對化，取代了神，這是一種把自己「神化」的危機。把「希臘文化」和「希伯來文化」作一個比較，你發現希伯來文化研究大自然的時候，他突然間以開敞的系統講出一些超理性的話語，這就是你剛才讀到的聖經：「我看這個世界，我看月亮、星宿怎么樣安排，我看這是你的工作......。」這樣在「我」與「世界」之外就看見了有一個「你」創造世界、有一個「你」啟示我使我明白，這是何等奇妙的三角關系，你發現了沒有？
很多基督徒讀經就是讀、讀、讀......，只是為了多背一些經文來跟人家比賽，我不是這樣讀聖經的。我讀聖經的時候，盼望可以先了解古今中外各種學派，他們在同樣題目上(例如「宇宙論」)做過怎樣的論述，然后再看聖經高超的地方在哪里？聖經不同的地方在哪里？最后我才用最可能被人明白的詞句把其中的不同表達出來，使當代的人得著古舊的信息。這樣，現代的人可以在這一本古老的聖經中發現：那位永恆的神曾經在時空里面，借著啟示的方式，臨到某一個先知，使他寫下某一段經文，這些經文如今還可以向我講話。我們應該用這樣的原則來解經，用這樣的原則來看神的話語。
在我年輕的時候，有很多人說：「唐崇榮不再講聖經了，他在講哲學。」我就說：「主啊，赦免他，因為他所說的他不知道！」我清楚知道有很多所謂現代知識份子，他們用迷信的眼光來佩服基督教的聖經，卻用很現實的科學辯証法來輕看現代的基督徒。我很愿意把基督教帶到一個不被人隨便輕看的地步，所以在教會里面，我要糾正基督徒的錯誤觀念，在教會之外，我要把神的光透視到他們的世界中間，給他們看見：聖經的偉大、神的真實、信仰的寶貴、古老的信息、對現代人真正的效用是什么？
三千年以前大衛說：「我觀看你指頭所造的天，以及你所陳設的月亮、星宿，便說......。」(詩八)。大衛怎么說呢？他怎么解釋這個宇宙的現象呢？這是「詮釋學」(Hermeneutics)的問題。我怎么解釋我所看見的現象呢？我怎么知道我所知道的是真的呢？我怎樣把我所知道的解釋給你聽呢？這是「詮釋學」的事情。「詮釋學」早在聖經第一章和最先的那几章就已經講出來了，直到二十世紀，人們才好好地把它發展成為一個新的學問，影響了哲學在二十世紀末葉整個的動態和新的方向。
「解釋」是很要緊的，同樣一件事物，你怎樣看？你從什么角度看？看了，你用什么觀念去了解，然后用什么語言去解釋出來，這是哲學家的一個很大的責任。因為觀念不同、角度不一樣、解釋的動機不同、用的語言不同，便產生了對真理的認識與真理的本體之間的莫大距離，也產生了對真理的不同的解釋中間不能避免的沖突。解釋和解釋的功能 -- 為所知的事下定義、為所見的現象做解釋，這就是「先知性的作為」。
人被造而為先知、人被造而為祭司、人被造而為君王，這是改革宗神學的「人論」當中很重要也是非常有貢獻和有建樹的見解。上帝把動物帶到亞當面前叫亞當為它們起名，這就是亞當作人而有人性尊嚴，能解釋萬有，能為萬有起名的那種主體性功能。亞當說：「你叫做『貓』。」它就逃脫不了，永遠就是「貓」。亞當說：「你叫做『獅子』。」它也沒有辦法脫離它的命運，因為它名叫「獅子」，這是人為它定的，它沒有辦法逃脫。直到今天，獅子還不知道自己是「獅子」，貓還不知道自己是「貓」。人為它起名，替它作解釋，這就把先知功能發揮出來了，然后每一個老師，再把這些東西解釋給學生聽的時候，就照著我們的祖先亞當原有的先知功能為我們解釋，讓我們的學生也知道這些東西是什么。就像當我們要選總統的時候，這個陣營的人就解釋另一個陣營的候選人說：「那個人只是外表像台灣人，但是沒有台灣心......。」！另一個陣營的人也盡量說對手的不是，解釋其不好的地方。從這一次大選中你就知道，台灣所有的總統候選人都肚量狹小，這是應當悔改的事情。沒有一個好好地講「我要為人民做什么？」，以這個為主體，反而大多是在講別人怎么不好、怎么不好。中國文化真是「禮義之邦」嗎？其實是「不禮不義」之邦。如果政權是要透過這個手段得著，這就表示「人性的尊嚴」被誤用，想要把別人的尊嚴先破壞，對別人做不好的解釋，然后再建立自己的尊嚴，這是「先知功能」的誤用。
希伯來文化的開敞系統
當人觀看神所造的萬有時，他就開始解釋。希臘哲學就以萬有中間的一切來解釋一切，在這樣一個封閉的系統里面去解釋所有的現象所代表的意義。若我只能從現象中間去找現象中間所代表的意義，那我怎么知道這現象之外還有更崇高的目的，有被造的原理呢？希伯來文化走另外一條路，是完全與希臘文化不同的。希伯來文化觀看神所造的，就說：「上帝啊，你所造的何其美！」所以，每次他看見現象的時候，就看見現象背后有上帝創造的目的，有上帝的榮耀在其中。你分辨出來了嗎？你聽到這個地方，你發現原來聖經和所有希臘最偉大的哲學最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了嗎？這是一個開放系統(Open System)，這是一個看到萬有的美以后，他內心的深處，已經因為神的普遍啟示而觸摸到創造者在其中的形像，所以不是見萬象而結束，而是看見萬象中有創造者所投下的影子。而這些影子，這些記號，就是神做過事的痕跡、是神的手澤。希伯來文化看見神創造萬有之后，就創造了能管理萬有的人，其里面有神自己的形像。你看，這么偉大的希伯來文化，真是在世界上沒有可比的。雖然回教也說他們是受啟示的，但是當你把它里面的觀念和聖經相比，你就發現那是抄襲，那是在很久很久以后抄襲的結果。
創世記第一章記載神造萬有，以后造人。神造人的時候，就把神的形像、樣式放在人的里面。人之所以是人，就是因為人像神。人與物不同、人與生物不同、人與其它所有被造的萬有的現象不同，就是因為人里面有神的形像和樣式。你用這種了解去看聖經，你就會常常看見那些偉大的心靈所建立起來的「知識論」的架構，就會看見人在神與物之間的地位。「神比人高，人比物更高。」這個架構一旦建立起來的時候，你就不會把物質神化、把人神化，更不會把神人化或是把神物化。提到這個從上到下的架構層次(Vertical Order)最清楚的聖經節在詩篇第八篇：「我觀看你指頭所造的天，并你所陳設的月亮、星宿，便說：人算什么......。」在這段經文中，「我」在哪里？我在下面，星在上面，飛鳥在上面。我看上面的時候，我不是看它比我上，就自卑說：「我在它之下」 ，我不會因為看見這些比我擺列在更高的地方，我就產生自卑。因為我看到一個超越性的存在，是使這些被造的在我以下，所以我就奠定了人的地位并產生人的尊嚴。至于「人算什么？」，這是比較之后的嘆息，是先從體積和外表的大小來看自己的卑微。「我觀看你指頭所造的天，并你所陳設的月亮星宿，便說，人算什么，你竟顧念他？世人算甚么，你竟眷顧他？」人實在是微不足道！
前不久在雅加達，有一個修理冷氣的工人，我把他帶到三十一層樓上面，然后我說：「你要不要看下面一下？」他從來沒有在那么高的地方看。一看，嚇了一跳，他說：「人怎么像螞蟻？」我說：「你平常是不是以為螞蟻像人？」 「怎么這么小？」「人算什么？」這句話是很難講的，你知道嗎？我們平常講的是「他算什么？」很少講「我算什么？」但是，一個人的人生如果能從「他算什么？」改成「我算什么？」的時候，他就開始進步了。而如果你能夠把「他算什么？」、「我算什么？」總合起來說「人算什么？」那你就進步了。如果你能夠把「他算什么？」、「我算什么？」、「人算什么？」都放在神的面前說「我們算什么？」，你就更進步了。這都是層次的不同，這樣才叫做「進化」，「進化」不是尾巴少了一條，而且到現在翅膀還一直生不出來。人的進化不是那種生物的、機械的、外表的進化。你應當進步到一個地步，你的靈性高超到能夠與神發生關系。
說「人算什么？」這是自卑嗎？很低賤嗎？下一句是「你竟顧念他！」所以在這里就產生了一個看了萬有，衡量神、人、萬物之間的關系之后，所建立的整個宇宙觀的價值系統在里面。「我算什么？」我是你按著自己的形像創造的，你眷顧我們，拯救我們，啟示我們！這樣，這個「我」在宇宙中間的肯定，就是在與神的關系中間建立「我」超物質的存在、超生物的存在、超乎整個大自然的存在。我雖然被造比天更低、比星更小，比許多東西更微小，但是你派我管理天上的鳥、地上的獸、海里的魚，這樣人權的尊貴、人權統治的范圍，就超過了人以封閉系統解釋大自然的希臘哲學了。這也就是希臘的民主根本不是真民主的原因。
第一次把「民主」提出來的是雅典這個都市國家，而雅典的民主根本是假的。為什么我敢這么講呢？今天從歷史傳承下來的人文主義思想，把雅典的民主當作是整個人類最早的一道曙光、最先的一顆星，人們以為那可以使人類走向民主最先的啟發者就是雅典。我說雅典的民主是假的！因為在雅典有權選舉議會議員的人是少之又少的，這是壟斷人權，冒充自己才有人權，而侮辱其它人權的假民主。
在雅典的城市中只有貴族有選舉權，其它人沒有。這算民主嗎？這樣有人權嗎？在雅典選舉議員的時候，貴族中也只有男人有選舉權，女人沒有，這是民主嗎？在雅典城，几乎有一半的人非常貧窮的，還有一些人是有點貧窮的，他們都沒有選舉權，這是民主嗎？在雅典城那些被擄來當奴隸的那些人更是絕對沒有選舉權的，這是民主嗎？這種人權、這種民主是挂羊頭賣狗肉，是根本與聖經所講「人是按照上帝形象樣式造的」風馬牛不相及。而這段聖經還告訴我們：「你賜他尊貴榮耀為冠冕」。
人之所以是人，是因為人是尊貴的，是榮耀的。我認為康德(Immanuel Kant，1724-1804)是不太誠實的人，因為他說：「不能對人性本質有任何的質疑才能建立人權。」這一句話的背后，他沒有清楚交待這個「人的本質」到底是什么？聖經是很正直、很誠實的，是那位真理源頭、有位格之真理本體的上帝，用他真真實實的動機，把真理啟示給人而寫下的這些真實的話語。上帝賜人榮耀、尊貴為冠冕，所以人就「冠冕堂皇」地超越一切的被造之物。人有尊貴、有榮耀，這個「尊貴」就是價值觀的基礎，這個「榮耀」就是道德性的基礎 -- 人有尊貴、人有榮耀作他的冠冕。這個尊貴、氣派、氣質，以及對尊貴價值了解的這種潛在能，使我們可以把我們所見的、所經歷的、所閃過我們腦海的一切事情，分等級來一看待。有一些你尊重它，有一些你佩服它，有一些你敬畏他，而最高的敬畏就是敬拜，那就變成了價值的最高峰。動物就沒有辦法用它的頭腦和它的心靈，來假設、假想出如何對不同對象加以分類，按不同層次來排列，沒有辦法！
你拿一些東西給狗玩，它不會把比較貴重的放在上面，比較便宜的放在下面。它可能把一粒球跟一顆金鑽混在一起玩，它根本沒有價值觀。它大概可以稍微知道這個比那個大，那是從體積看的。它不會分辨什么是尊貴的，什么是不尊貴的。動物沒有這種價值系統、價值觀念、價值意識。它只會很自私地看自己，這是它唯一懂得的價值，就是「我比別的更重要！」所以動物雖然有母愛，在飢餓的時候，母親有可能搶孩子的東西吃，這是很平常的。 「新世紀運動(New Age Movement)」的人企圖把人與萬物之間的界線挪開，使人不按照神所啟示的真理去對待宇宙，甚至還把這種觀念帶到基督教的中間來。我發現今天的卡通片、今天的許多電影背后有一個動機，就是要消除人與萬物之間的區別，把人只當作是宇宙萬物當中的一員而已。我們要很敏感地用神學性的眼光，看現在電影里面的哲學是什么，現在文學背后的價值衡量是什么？
「你賜他尊貴、榮耀為冠冕」所以人就「冠冕堂皇」地超越一切，成為神在地上的代表，成為神光輝普照萬有的一個小的光源，人就可以認知啟示的真理，人就可以知道應該怎樣定位自己。「你所造的在全地何其美！」我們怎么知道這萬有是美的呢？是因為神把認知美的本能放在我們里面，神把解釋萬有的那種先知的功能放在人里面。上帝造萬物，萬物卻不知道自己存在。這個桌子放在這么重要的地方，叫做「講台」。比它貴好几十倍的鋼琴卻放在旁邊，這不是從價錢來定的，因為這個桌子是一個講的地方，而那里是伴奏的地方。所以，鋼琴雖然貴，卻放在旁邊，而這個木頭做的、比鋼琴便宜的講台卻放中間，這種定位不是從它本身的價值，而是從它所要表達的價值的那個更高一層的認知而來，對不對？但是今天，你知道這個桌子是存在的，但是它并不知道自己存在，它也不知道自己為什么被擺在這里，它不知道它被擺列在比鋼琴更高的一個地位上、它也不知道鋼琴是存在的、它更不知道我們正在討論它的存在。所以，如果沒有能明白神創造萬有之意義的人存在在萬物中間，神造萬物就沒有多大的特殊的意義，可見人是超過萬有，也比萬有更有意義。
當上帝創造所有的星星以后，它們就靜默在那邊運行，照著自然律，照著神所定的軌道，一點也不能改變地轉動著，雖然有千千萬萬噸的重量，卻只能夠被動性地照著自然律運轉。但是突然間，被造界中間有一個很小的星球叫做「地球」，里面有一個很小的衛叫做「大衛」，這個大衛就突然說出：「上帝啊，我觀看你所造的一切，再看我們人的價值！你所造的何其美！你用榮耀、尊貴作人的冠冕為我們戴上。你是上帝！是啟示真理的神，我明白了！是你創造了這一切。」你想神造萬有之后，他看見大衛能夠有這種認知、能夠對他所啟示的真理有這樣的了解，他的心何等滿足。神說：這几句話，要放在聖經里﹔這几句話，要在几千年以后的台北世界貿易中心講出來。奇妙嗎？這是希臘哲學里沒有的東西。
有一個人問我：「為什么李敖可以被提名參加諾貝爾獎的征選？」另外一個人說：「因為中國人從來沒有拿過諾貝爾文學獎，很不好意思！」所以大概我們感到，如果我們沒有得獎就很可惜！而諾貝爾獎那邊也說：「唉，怎么這個大的民族，從來沒有一個人得文學獎呢？」但這些都是人為的解釋。那么如果你說：「唐牧師你的看法如何？為什么中國文學都不能得到諾貝爾獎呢？不是有一些像《紅樓夢》、《水滸傳》、《三國演義〉......等等偉大的文學嗎，為什么不能拿到任何一個諾貝爾獎呢？」我告訴你：在整個中國文學里面，無論是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、王維、或是我們現代的哲學家錢穆、牟宗三......等人，他們都缺乏「神、人、物」之間垂直(Vertical)的理解，而只有水平(Horizontal )關系的描述。
中國小說大多是打來打去的小說 -- 你殺我，我的孩子就殺你﹔如果我的孩子殺你，你的孫子就殺我的孩子﹔你的孫子殺我的孩子，我的曾孫就會殺你的孫子......所以，中國小說是沒完沒了的，因為殺不完的嘛！殺一個生六個，哪里殺得完？但是人與神的關系，神與自然的關系，神創造自然而人該怎么享受，人怎么樣從自然看見神的榮耀，這整套的東西在中國文學里面是沒有的。如果李敖能拿到諾貝爾文學獎，我們應當說他其實是不配得的，因為我們對垂直關系的了解是沒有的。
人權的逾越與政權的產生
整個希臘文化跟希伯來文化不同的地方就是：后者在開敞中間，看見超越的神﹔前者則是在關閉中間，看見我們要怎么解釋這個自然。所以，當人與人一同活在世界上的時候，你說：「人權在哪里？」聖經說：「在于管理萬有，包括天上的鳥、地上的獸、海里的魚。」我怎么管理天上的鳥、可怕的獸、海里的大魚呢？有些魚比人大几百倍，有些鳥飛得比人快几十倍的，有些獸比人強壯許多倍，我怎么去管理它們呢？在自然中應當有一個超自然的成份，才可能去管理這些只在自然界、自然律中間的被造物，所以，人發現自己有一個超自然的功能，能克服自然界的各樣困難。人是唯一能用工具的活物，連那些支持進化論、或是共產主義的人，都認為這是很重要的。其實能用工具所需要的智慧，就是把別的東西當作是我的用品、當作是我的工具、當作是達到我目的的手段的這種智慧，這就是人超自然功能的一個表現。那么，如果我能把別的東西當作是我的工具、當作是我的手段，那我為什么不把別人當作我的工具或手段呢？所以，政權就出來了。
政治界里面，千千萬萬的例子告訴我們：人把人當作工具、當作手段，來達到「使自己超越別人」的野心和目的。我在第一堂時說：神原先的計划中間并沒有「人管人」的政權。人管人，是犯罪之后才產生出來的﹔人管轄人最基本的一個單位，就是「丈夫管妻子」。丈夫使用權柄，管轄同樣是按照神形象樣式被造的女人。今天還有多少男人，不知羞恥地欺負、毆打比他更柔弱的女性？這是很不勇敢的表現，這是誤用權柄的表現。一個男人打女人，他就沒有資格作人﹔一個欺負弱者的人，是一個比弱者更沒有價值的人。難道因為人家有一些罪掌握在你手中、曾經犯過一些錯誤，你就以此為把柄去管轄他嗎？亞當啊，夏娃啊，你們之間的關系，已經變成了一個不平等的關系：女子要戀慕丈夫，唯恐失去丈夫，唯恐他的愛分給別人﹔而男子，他要把他的權柄擴張為欺負女子，管轄女子。其實這種「人管人」的權柄，原來是不應當有的。
法國哲學家魯梭(Jean Jacques Rousseau，1712-1778)在他的《民約論》里面提到：「人生而平等，但從事實的世界可以看見，我們所接觸的世界卻是處處不平等。」「人生而平等﹔但是為了某種社會制度、某種特殊的關系、某種傳統、某種教義、某種的社會結構，如今我們看見是處處不平等。」這句話就暗示他里面所想象的「應當不是如此」 -- 不應當有人管人的事情﹔不應當有人管轄人，人用他的權柄去逼人、去蹂躪人、去踐踏人、去出賣人、去輕看人、去剝削人的這個態度。
馬克思(Kart Marx，1813-1883)也從這方面去發揮什么叫做「資本家剝削勞工」 -- 勞工一生一世中間最大的本錢，就是生到死之間的體力，而這些體力竟然被利用成為資本家發財的工具。所以他看到這是一個「人剝削人」的世界，于是最后發出了對后世影響甚巨的《共產黨宣言》：「全世界的勞工們起來！反抗那些剝削你們的人，你不必怕，因為你唯一的本錢就是你的勞力，你做得半死，不過是為了維持你的生活，使你的身體可以繼續生存，可以繼續有勞力來替他們效勞，你要掙脫這個捆綁，你不必怕反抗他們！」﹔「全世界的勞工起來，反對剝削你們的資本家，因為你最后所能失去的不過是鎖鏈而己，你不能失去什么！」我相信這是歷史中間最短、最精，也是最能產生效力的煽動言論，再沒有任何一種煽動性的言論，比馬克思、恩格斯在一八一四年提出的《共產黨宣言》，產生更大的力量。
馬克思到死的時候，他的《資本論》還不能列入德國任何一間大學，當作學朮課程來教導人，但竟然在他死以后，他的思想統治了差不多三分之一的人口。他好像替下層勞工建立了新的人權的基礎，他好像正在聲討那些剝奪人性尊嚴的人，企圖把人應有的尊嚴歸回給勞工。但是事實証明剛好相反，凡是接受共產主義的，全國都變成被剝削的勞工，變成沒有「奴隸」之名卻充滿奴隸之實的社會。
大約在一九七六年，正是文化大革命末期，那時有個人問我：「共產主義反對奴隸制度，而保羅竟說：你們作仆人(奴隸)的要順服你們的主人。基督教這么落后，你想她還能影響世界嗎？」我回答說：「聖經所說的話，要從本質去看而不是從現象去看。我問你：全世界最多的奴隸在哪里？就在中國！全世界奴役自己百姓最厲害的政府在哪里？就是中共！全世界最多的百姓沒有人權，一天要做十八小時工作的地區在哪里？就在中國！」所以沒有奴隸名稱的地方，可能實際上產生最多的奴役百姓的事情。而聖經說：「你們作仆人的，要順服你們的主人﹔你們作主人的，要待你們仆人如同弟兄一般。」(參：弗六：9﹔西四：1)，這里就讓人類看見了聖經對人權的尊重。當我們還沒有辦法、時機還沒有成熟到可以廢除奴隸制度時，聖經已經超越時代的限制，把人與人彼此尊重、相愛的人性的尊嚴表現出來。那個問我問題的知識分子想了兩天低頭對我說：「我接受你的答案。」
親愛的弟兄姐妹們，人要管理自然界中比人更大、高更、更有力、更勇敢、更野蠻的動物，因為神已經這樣規定。但是當人認為「我如果連獸都可以制伏，你這個人我為什么不能制伏？」時，人就企圖逾越神所規定的，想要把人當作工具、把人當作產業、把人當作是可以欺負的對象，結果就是人侵犯人、人干犯人權、人踐踏人的尊嚴。這樣，就透過某一種形式達到整體性的成功，形成了那些違背神旨意的政權。
那么你說：「唐牧師，為什么你要加上『違背神旨意的政權』？是不是你心中先假想、有一些『合乎神旨意的政權』呢？」我要很嚴肅地告訴你：「政權的本身不是原先神所定的。」所以，政府的權柄是外加的。我這句話是藉用聖經的名詞把它發揮出來的，因為聖經說：「律法是外添的。」(羅五：20)律法如果是外添的，律法本身就不是從原來神永恆的旨意里面有的。律法本身既然不是神永恆旨意中所定的，就被稱為「外添」的，這是神自己用的名詞。然而律法里面的精意才是神永恆旨意中間應當有的。律法的精意可以歸納成三個名詞就是：公義，聖潔，良善。怎樣可以歸納成這三個名詞呢？這是羅馬書第七章告訴我們的：透過律法，人看見神的公義、神的聖潔、神的良善﹔也透過律法，我們才覺悟我們的不義、我們的不潔、我們的不善。這樣聖潔、良善、公義、才是原本的，而律法指証人的不潔、不善、不義，這是外添的。從神的寶座出來的權柄是永恆的，罪人隨便欺負、踐踏別的人的尊嚴的那種權柄是外添的，但這不像「律法的外添」那樣在神的啟示范圍之內。政權是外添的，政權的存在，不是神的旨意、不是神的計划、不是神的安排，是神的許可和神的任憑。
人權的誤用
在下一講，我談到「沒有權柄不是出于上帝的」(羅十三：1)的時候，你要注意：真正合法的政權只有一個，就是萬王之王，萬主之主的耶穌基督﹔因為政權必擔在他的肩頭上，這「政權」是單數的。真正的政權應當擔在耶穌基督的肩上，只有耶穌基督一個人，是唯一合法的，在神永恆旨意中間的掌權者。那么其它的呢？那不是神的計划、不是神的旨意，而是神許可的。既然許可，而神就給他們某些權柄，而他們本身卻是最后要被神審判的﹔既然任憑，就是神暫時給他們一些權柄。這樣，每一個政權就不是絕對的。那你說：「為什么神要這樣許可呢？為什么神要在世界上許可政權存在呢？」讓我們回到先前所思想的：人權的濫用、誤用的后果是什么？當亞當聽夏娃的話的時候，美其名是「愛老婆」，但是追根究底，其實他是間接地侮辱上帝。你說：「愛老婆的人怎么可能侮辱上帝呢？」可能！因為你不但愛老婆，而且怕老婆，這就是世界災禍的開始。夏娃把這個果子給亞當吃，亞當吃了，罪就這樣進到世界來。所以亞當在接受夏娃給他食物的時候，他的解釋就是：「夏娃的盛情難卻，她動機不錯嘛！她吃了一口覺得好吃，再分給我，我作丈夫的體貼她的好意，就咬它一口！」后來，聽說夏娃先把那一口吞下去了，亞當后吃，吞到一半的時候，聽到上帝叫他，就鯁在喉頭這里，就變成了喉結，所以這個喉結又叫作 Adam's Apple。聽說喉結是這樣來的！我也不知道這種說法是從哪里來的？
亞當聽夏娃的話有什么錯呢？愛妻子沒有錯，對不對？愛妻子無可厚非，但是當你最親愛的人跟神的命令發生沖突的時候，你就不能說「我愛妻子！」就解決了，因為這里面是一個選擇的問題了。上帝說：「不可吃！」夏娃說：「吃吧！」「不可吃！」這是何等威嚴的話﹔「吃吧！」又何等的體貼。英雄難過美人關，體貼溫柔的聲音多么動聽，所以你就回應了。當你回應這個不當接受的恩、不當接受的盛意、不當接受的愛的時候，你有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經在無形之中抗拒了神的命令和神的道？這是一件很重要的靈性問題。許多時候，當我們接受那些善意提供給我們的一切恩惠時，無形之中就等于我們同時抗拒了神的命令和神的道。所以一方面，我們接受親愛的人給我們的恩惠﹔另外一方面，我們卻已經離棄了神的總原則。就這樣，上帝說：「亞當，你在哪里？」「我在老婆身邊嘛！」「你應當在我身邊，讓我給你智慧，然后去照顧你的太太，讓她在你身邊，不是你先跑到她身邊而忘記到我身邊。」所以，上帝是嫉妒的上帝，你旁邊的人是誰你要注意！
參孫睡在大利拉的大腿上，就使他一生成為最不成功的士師。你注意士師記里面，所有其它的士師都曾經被記上一句評語，如：「某某士師在世，以色列太平多少年。」唯有參孫，這世界上最大力氣、最偉大的士師，竟沒有資格聽到上帝給他任何一句好評。你注意到了嗎？因為他不在神旁邊，他在大利拉的大腿旁邊。那么，既然你作爸爸的可以抵擋上帝，作兒子的就變本加厲了。所以抵擋神、不順服神的結果，就造成神權在人權中間沒有地位。你注意聽這些話：當神權在人權中間沒有地位，人權無意之中因為順服人意而超越神的權柄，當人權超越神權的時候，那人與人之間的關系，就變成敗壞的關系。你如果因為順服妻子而抵擋神，你的兒子就會說：「你既然可以抵擋神，我就可以殺弟弟了。」因為，人權之中已經沒有神權的管制，人權之中已經沒有那超然的神權。
印尼這几年爭斗的情形就是為兩件事：第一、經濟優越權﹔第二、法律優越權。很多人說：「印度尼西亞亂啦！」你是從現象看，而我是從架構看：現在印度尼西亞要處理的問題就是「到底應當為了經濟的蓬勃發展，犧牲法律應當有的權柄﹔或者要堅持法律的正義，然后把這些貪官污吏全部繩之以法？」這是法律優越權和經濟優越權之間的選擇。
我兩個月前在印度尼西亞講一篇道，其中提出几句嚇死人的話。我說：「印度尼西亞的道德要再重整起來，只有兩個可能：第一、把那些殺人的將軍全都繩之以法、或者全都槍斃掉。第二、那些貪污、侵吞百姓錢財，使全民進入痛苦的那些貪官污吏、和那些華人當中經常賄路的商人，全部都抓進監牢，印度尼西亞這個國家才有前途。」你們常常看見「排華」的新聞，就替中國人講話，中國人在多少國家里面勾結那些貪官污吏，做了許多違背百姓利益的事，你們知道嗎？我不因為自己是華人，就替華人講話。人不可以替什么人講話，只可以替真理講話，阿們？印度尼西亞如果要有前途、印度尼西亞的道德如果要改善、如果要有未來的新氣象，只有把這些將軍革職，把他們繩之以法，把那些貪官污吏和奸商通通抓進監牢，審判他們，定他們罪，否則印度尼西亞沒有前途。我講了這些話的一個半月以后，軍事強人韋蘭托就下台了，這表示神聽了我的禱告！但是，還有很多中國人沒有被抓去，表示神聽禱告聽一半。有一些很敗壞的商人，他們可以知法犯法而不被罰，可以用各樣的辦法，用錢收買貪官污吏，違背法律來敲詐百姓，把全國的財富歸在私人的戶頭，讓几千萬人在貧窮飢餓的邊緣，不能生也不能死。我告訴你，很多地方排華不是沒有理由的，很多中國人的富有，它的背后是罪惡。不要以為自己是中國人，就認為中國人做的就是對的。我們要站在真理的立場上講話，不然我就不是神的仆人，你也不是神的兒女。
該隱說：我弟弟獻的祭蒙上帝悅納。我獻的他不悅納，我這個大哥怎么作下去？我怎么有臉見人呢？所以我要把弟弟殺死！因為他比我弱、他比我小、他比我年輕，而我比他壯、比他大。所以，他就起來打他的弟弟，把他殺掉。他是用關公的大刀嗎？用劍嗎？我想不是，那時候可能這些東西還沒有發明出來。他憑著體力比他大就把他打死，他以為這樣就解決問題了，這是人權誤用的開始。他的爸爸可以管轄他的媽媽，因為媽媽體弱被爸爸欺負。「你管轄你的妻子，你的妻子戀慕你。」你可以這樣憑著你體力大隨便管轄人，我體力大所以我可以殺死人，罪就這樣變本加厲地臨到世界上了。這是人權的誤用﹔這是人性對人性侮辱的開始﹔這是人對人的尊嚴踐踏的開始﹔這是兄弟不像兄弟，沒有恩愛的開始﹔這是人間第一次世界大戰。就在那一次大戰里面，人口少了四分之一，本來有亞當、夏娃、該隱、亞伯，亞伯一死，四個剩下三個，對不對呢？
當被殺的人沒有人權的時候，也就是殺人的人誤用人權的時候。「我有權柄、我用我的辦法、我照我的策略把你殺掉，這是我的自由。」人權、自由、法治，這些東西就都產生在里面了。而神就說：「該隱，你的兄弟在哪里？」我很有興趣了解，神這樣問的用意在哪里？亞當吃的時候，上帝豈是說：「唉！你在做什么？你在吃什么？」上帝不是這樣問，上帝問亞當：「你在哪里？」當該隱殺死亞伯之后，神沒有說：「唉！你不愛弟弟嗎？你怎么可以殺死他呢？」他乃是問：「你的兄弟在哪里？」這兩句話都有一個基本的前提，就是：人的位份是神所尊重的，人的位份是神所關注的。人墮落的時候，不是從他的行為去定他的罪﹔人墮落的時候，不是因為他失去了某一種道德而變成墮落﹔人墮落的時候，是因為他先不看重自己的位份，所以就墮落了。這樣，墮落的事情、人的犯罪，是以「位份」去定奪的。「人啊，你在哪里？」「亞當，你在哪里？」「該隱，你的兄弟在哪里？」他們的位份已經失去了，已經離開了原先上帝所定的，這是聖經的總原則。所以，上帝批判天使犯罪的時候，用了一句話：「不守本位的天使。」(猶6)不守本位的天使叫做「墮落」、不守本位的天使叫做「犯罪」。這樣，罪就不是一個行為的問題而已，罪就不是一個違背法律的行為而已﹔罪就是：先輕看、先侮辱、先踐踏、先挪移神所為你定那原有的方位和原有的位份。罪就這樣子定了。
今天我們談人權、談人與人的關系、談民主的時候，我們要先肯定人應該有的地位在哪里？我們應當把人放在哪一個特殊的身份上面？那我們才能尊重人權，否則的話我們不能尊重人權。現在既成的事實就是權柄被誤用到殺人的地步，就是人的尊嚴竟然可以輕易地被別人隨意玩弄，該隱已經把他兄弟殺死了，連他殺兄弟的當時，神也沒有出面幫助他的弟弟。我們常常在苦難來到的時候，會問這個問題：「上帝啊！當人受苦的時候，你在哪里？那時候你在睡覺嗎？」當我的愛人被人強奸的那個時刻，為什么你不幫助？你讓她變成一個痛苦萬分的女子，你讓我不能娶到處女，上帝啊，你在哪里？」當這些慘無人道的事情，當這些人被強奸、搶劫、侮辱、殺害，當人受到蹂躪、踐踏的時刻，神在哪里？神為什么要等人權被剝奪了以后才來追討呢？神為什么不在該隱剛要下手殺死弟弟的當時，差遣天使來阻擋他、差遣天使來護衛亞伯呢？這是我們不能明白的，但是我們可以得到結論：神許可人誤用自由，神許可人濫用天然的權力、濫用人權。然后呢？這些被許可的一定要向上帝交帳，因為神權在人權之上。
我把「神權」放在「人權」之前，把「人權」放在「政權」之前。你說：「政權在現象界是一個遠遠大過人的權柄，為什么你卻把它放在最后呢？」我告訴你：一定要放在最后，因為政府的存在不是原先神所定的。人權的存在、人的尊嚴與價值卻是神親自賜予的，而神是一切權柄真正的原本，也是其它一切被賜下、被許可，甚至被任憑的權柄的總權柄，因為他要審判其余所有的權柄。所以「神權、人權、政權」這個順序，是照著聖經里面的政治思想，和聖經神學里面整個神的旨意來編排的。
壞的政權好過沒有政權
人的權柄是從神來的，所以當然神的權柄高過人權﹔政治的權柄應當是從人推選出來的，所以人權應當高過政權，這是從我們普遍的觀念想出來的。「是我選政府，當然我的權柄比政府更大。」這是在一個已經受過民主觀念洗禮的政治哲學中所提出來，而且是很自然會明白的話語。但是，我們不是從這一方面來看，我們是從神的道來看：人權是神早就定的，政權卻是犯罪以后才需要的。「政權是人犯罪以后才需要的。」這句話什么意思呢？我告訴你：如果人可以隨便侵犯人、人可以隨便殺死人、人可以隨便踐踏、侮辱別人的話，那么又有誰應當來控制這些不法之事？又有誰應當超越這些犯罪的人，來定這些犯罪者的罪呢？這樣，犯罪者隨時隨地誤用他的人權、隨時隨地超越他應當做的事情，去侵犯別的罪人的時候，這時就應當有超過所有平常人的一個機關，或者更高的一個權柄去處理、去約束、去審判那些犯罪的人，這就叫做「政權」。所以，政權是需要 -- 政權是犯罪以后才需要的。
你說：「罪人誤用人權犯罪，使這已經犯了罪的世界更敗壞，所以需要一個控制的力量、需要一個機關來處理、限制、約束和審判這些犯罪的人，罪人的審判者和法律的執行者本身也是罪人又怎么辦？」問題就在這里了，罪人設立法律去控制、約束罪人，這樣可以嗎？這是神原先的旨意嗎？我告訴你不是的！這不是神原先的旨意﹔所以我說是神的許可。你說：「我是罪人，你也是罪人，你還要管我？不必！」上帝說：「必！」所以呢，改教家，無論加爾文(Calvin，1509-1546)、無論慈運理(Zwingli Ulrich，1484-1531)、無論馬丁路德、布靈爾(Bullinger，Johann Heinrich，1504-1575)、伯撒(Beza，Theodore 1519-1605)等等，他們得到一個共識：「最壞的政府，比沒有政府還好。當你不滿意你的政府時，你以為明天這些政府官員全都自動辭職，情況就會好得多了！不！馬上就會有七、八倍的強盜起來，把整個社會搞得更亂，你懂了嗎？
需要政府嗎？需要！怎樣地需要？絕對地需要！為什么？因為絕對有罪的存在，所以絕對需要有處理罪的機關和權柄來控制罪。神許可犯罪的人受其它犯罪的人所管理。那么你說：「管理我的也是罪人，這些政府人員里面，也有很多黑暗的事情，那為什么還說：神許可政府存在呢？」這是聖經的另外一個很重要的課題，就是神「普遍恩惠」的運行。當一個人還沒有被選上以前可能是壞蛋，但當他被選上當了總統以后，良心發現，就好好地表演一下，暫時還好一點，等到作總統作久了以后，發現：「我不是像上帝嗎？」所以就開始便壞了，就是這樣。沒有掌權以前常常批判政府，以為自己更了不起，等到讓他真正組政府了，才知道這么難！他就開始謹慎處理，做一個樣子，表演怎么樣做好政府。等到慢慢地表演到累了，笑到皮都酸了，就拉起面孔心想：「我就是上帝！」就是這樣可怕！所以，一個人一生一世繼續不斷地作掌權者，就會變成假神、變成偶像。
「絕對的權力產生絕對的腐敗﹔絕對的權力產生絕對的毀滅。」(The total power wi1l produce total corruption.)這一句話是美國十九世紀一個國會議員提出來的。所以呢，西方民主從慘痛的經驗中學習到一件事情，就是不能讓一個人作總統做太久。作太久，就會爛掉了！蘇哈托剛開始當總統的時候很不錯，他那時連講話都不會、演講都不懂，所以每次都看著稿一個字、一個字地念﹔但他有一個好處，就是愿意起用聰明的人成為他的助手，把政權搞得好好的，讓印尼從相當落后的國家變成相當先進、富有的國家。就在他任內的最后几年，你可以看見，在雅加達建了差不多四百多座的摩天大樓，使雅加達能擠身于世界最大的現代化都市之一。你到雅加達看，最漂亮的大街有十二行的車道，比較起來，台北的仁愛路就算不得什么了！雅加達最繁榮的時候，凱悅酒店頂樓的「總統套房」一個晚上要六千美金。你們以為印度尼西亞是很落后的，唐崇榮是落后地區來的嗎？不是！雅加達是天堂、地獄共聚的地方。你看到有一些人在路邊找東西吃、有一些人住在人不能住的地方，但是，你也看到有一些人揮金如土。你在雅加達，可以看到几條最漂亮的街道，使紐約黯然失色，紐約大多是老房子！
全東南亞最漂亮的大街不是在新加坡，不是在馬尼拉，而是在雅加達。但是這一個總統作了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之后，就從內心產生一句像尼布甲尼撒王一樣的話，他站在城牆的最高處說：「這大巴比倫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為京都，要顯我威嚴的榮耀么？」(但四：30)他就像希律王講話的時候一樣，他心里想：「如果有神，大概也就是像我這樣吧！」上帝說：「希律，你說什么？你以神的身份講話，好！我要對付你很簡單，只要用一條虫就夠了。」(徒十二：2l-23)。「神被虫咬死了！」這是最大的諷刺你懂嗎？在此你就看見「神權、人權、政權」的奧妙。不但「神」會被虫咬死，「王」也會變成「牛」 ，你知道嗎？你說：「哪里啊？」尼布甲尼撒講了那一句話以后(但四：30)，上帝干預他的政權，他就變成像牛那樣吃草，好几年之后才恢復過來(但四：31-33)。
罪人用他的自由越權去侵犯別人的人權時，神就許可政權的存在，所以政府的存在是必須要有的。「如果還沒有更好的政府，現有最壞的政府，還是比沒有政府更好。」這是改教家、偉大的神學家加爾文、馬丁路德等人早就看出來的，因為人性太敗壞了需要約束，約束需要有法律，所以呢，神許可把權柄交給政權來作為他的用人﹔神許可人制訂一些法律成為他公義的影子，這樣政府的存在、政權的存在就是很重要的。基督徒應當有政治意識、有政治覺悟、有政治責任感、應當有政治參與，但是，你沒有權柄用你的政治偏見或政治主觀的見解，把整個教會拉去跟你同走一條路。今年在高雄很多人對我說：「這一次許多家庭大吵特吵，只因為太太要選宋楚瑜、丈夫要選阿扁，所以兩個人吵來吵去，結果兩個都扁了。」每個基督徒都是一個人，作丈夫的不可以強迫你的妻子跟你的政見相同，作妻子的也不可逼丈夫一定要跟你同選一個人，因為每一個基督徒都應當有政治立場、政治意識、政治覺悟、政治責任感、政治參與。你是有人權的，對國家、對自己都該盡當盡的責任。那么你說要選誰呢？我們私下有機會再談更秘密的事情，我不會告訴你應該選誰，我也不會選誰，因為我在印度尼西亞！我沒有權選台灣的總統，但是我有責任告訴你要照著聖經的原則，懂得選哪一種人。你說：「這種人還沒有出來！如果這種人出來，我可能會選他，比如說唐崇榮」。」你不必拍手，你旁邊的人一定恨死你了！因為他已經決定了要選哪一個了，一定不是唐崇榮」的。如果你說：「這種人出來就好了，就可惜我們的候選人中間沒有一個是基督徒，聽說其中有一個十三歲受了洗，后來十六歲就忘記了。」你要選哪一個？政權是神許可的，不是原有的，而神把權柄給政權的時候，是為了要控制犯罪的人，阻止他們越權蹂躪人性的尊嚴。
你知道今天美國民間的槍枝有多少嗎？我告訴你：到上個禮拜為止的估計，美國流行在民間的槍枝，有兩億三千七百四十萬枝。美國人口多少？也就是兩億多。所以已經差不多百分之九十六的人都有手槍了，與人口數目相等。你看，為什么呢？這証明了世人在罪惡中間，而每一個人都在威脅里面。「你有手槍，那我手無寸鐵的怎么辦呢？為了我自己的安全，我也預備一只手槍，平常我不用它。」但是不小心被孩子拿去亂開怎么辦！這是常常發生的事情。
我們不能不承認人人都犯了罪，在罪惡的世界中間，你的生命可能不能長存，生命也沒有保障，所以我們一定要用一些的工具，來加強保衛自己的能力。這樣呢，美國就開了一個最不好的例子，就是讓民間自由擁有武器。凡是民間自由擁有武器的地方，那些犯罪的行為不是減少而是加添，這是不能否認的一件事實。所以呢，美國的犯罪率比印度尼西亞多了好几倍。再者，如果兩億三千七百四十萬枝槍里面，其中只要有百分之一的人神經錯亂，就等于兩百三十七萬四千枝的槍枝，可以隨便亂射子彈在美國的領土上。你說可怕吧！你說：「台灣不安全，要到美國！」我告訴你到美國更不安全。我的一個會友，他的孩子在德州(Texas)讀書，就被他的朋友開槍射中他右手的膀臂和胸口之間，現在一生一世右手癱瘓不能寫字、不能握手，變成了一個半殘廢的人。望子成龍，把他送到美國去留學，結果卻變成一個殘障的人，這是美國。所以需要政權嗎？需要！絕對需要！為什么呢？因為應當有約制、約束、限制、管制，也有必要刑罰那些犯罪的人。
最后，我們在這一堂要做一個結論。政權如果是必須、而且是絕對必須要存在的，那么政權存在的終極目的是什么？政權存在的終極目的是護衛人性的尊嚴﹔政權存在的終極目的是保護國民的安全﹔政權存在的終極目的是提高人類的幸福﹔政府存在的終極目的是可以把法律運行在人的社會中間，使人與人可以達到真正的彼此尊重，而不彼此傷害的地步。但是這整個加起來是消極的。人因為有法律而不傷害別人，是因為怕上法庭、進監牢而變成安份守法的公民，這還不能推行那積極性的社會的作為，這還不能表達積極性的人性尊嚴的彼此尊重那個更向前進、更樂觀的方面。所以呢，有了法律還是不夠，有了政權還是不夠。我們作基督徒的就要對世人說：「你更需要認識在政府上面的政府，在律法上面的律法，在寶座上面的寶座。」這樣神權在人間，才能夠把人類提升到最高、最幸福的境界。我們今天先談到這里。
人權的誤用
在下一講，我談到「沒有權柄不是出于上帝的」(羅十三：1)的時候，你要注意：真正合法的政權只有一個，就是萬王之王，萬主之主的耶穌基督﹔因為政權必擔在他的肩頭上，這「政權」是單數的。真正的政權應當擔在耶穌基督的肩上，只有耶穌基督一個人，是唯一合法的，在神永恆旨意中間的掌權者。那么其它的呢？那不是神的計划、不是神的旨意，而是神許可的。既然許可，而神就給他們某些權柄，而他們本身卻是最后要被神審判的﹔既然任憑，就是神暫時給他們一些權柄。這樣，每一個政權就不是絕對的。那你說：「為什么神要這樣許可呢？為什么神要在世界上許可政權存在呢？」讓我們回到先前所思想的：人權的濫用、誤用的后果是什么？當亞當聽夏娃的話的時候，美其名是「愛老婆」，但是追根究底，其實他是間接地侮辱上帝。你說：「愛老婆的人怎么可能侮辱上帝呢？」可能！因為你不但愛老婆，而且怕老婆，這就是世界災禍的開始。夏娃把這個果子給亞當吃，亞當吃了，罪就這樣進到世界來。所以亞當在接受夏娃給他食物的時候，他的解釋就是：「夏娃的盛情難卻，她動機不錯嘛！她吃了一口覺得好吃，再分給我，我作丈夫的體貼她的好意，就咬它一口！」后來，聽說夏娃先把那一口吞下去了，亞當后吃，吞到一半的時候，聽到上帝叫他，就鯁在喉頭這里，就變成了喉結，所以這個喉結又叫作 Adam's Apple。聽說喉結是這樣來的！我也不知道這種說法是從哪里來的？
亞當聽夏娃的話有什么錯呢？愛妻子沒有錯，對不對？愛妻子無可厚非，但是當你最親愛的人跟神的命令發生沖突的時候，你就不能說「我愛妻子！」就解決了，因為這里面是一個選擇的問題了。上帝說：「不可吃！」夏娃說：「吃吧！」「不可吃！」這是何等威嚴的話﹔「吃吧！」又何等的體貼。英雄難過美人關，體貼溫柔的聲音多么動聽，所以你就回應了。當你回應這個不當接受的恩、不當接受的盛意、不當接受的愛的時候，你有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經在無形之中抗拒了神的命令和神的道？這是一件很重要的靈性問題。許多時候，當我們接受那些善意提供給我們的一切恩惠時，無形之中就等于我們同時抗拒了神的命令和神的道。所以一方面，我們接受親愛的人給我們的恩惠﹔另外一方面，我們卻已經離棄了神的總原則。就這樣，上帝說：「亞當，你在哪里？」「我在老婆身邊嘛！」「你應當在我身邊，讓我給你智慧，然后去照顧你的太太，讓她在你身邊，不是你先跑到她身邊而忘記到我身邊。」所以，上帝是嫉妒的上帝，你旁邊的人是誰你要注意！
參孫睡在大利拉的大腿上，就使他一生成為最不成功的士師。你注意士師記里面，所有其它的士師都曾經被記上一句評語，如：「某某士師在世，以色列太平多少年。」唯有參孫，這世界上最大力氣、最偉大的士師，竟沒有資格聽到上帝給他任何一句好評。你注意到了嗎？因為他不在神旁邊，他在大利拉的大腿旁邊。那么，既然你作爸爸的可以抵擋上帝，作兒子的就變本加厲了。所以抵擋神、不順服神的結果，就造成神權在人權中間沒有地位。你注意聽這些話：當神權在人權中間沒有地位，人權無意之中因為順服人意而超越神的權柄，當人權超越神權的時候，那人與人之間的關系，就變成敗壞的關系。你如果因為順服妻子而抵擋神，你的兒子就會說：「你既然可以抵擋神，我就可以殺弟弟了。」因為，人權之中已經沒有神權的管制，人權之中已經沒有那超然的神權。
印尼這几年爭斗的情形就是為兩件事：第一、經濟優越權﹔第二、法律優越權。很多人說：「印度尼西亞亂啦！」你是從現象看，而我是從架構看：現在印度尼西亞要處理的問題就是「到底應當為了經濟的蓬勃發展，犧牲法律應當有的權柄﹔或者要堅持法律的正義，然后把這些貪官污吏全部繩之以法？」這是法律優越權和經濟優越權之間的選擇。
我兩個月前在印度尼西亞講一篇道，其中提出几句嚇死人的話。我說：「印度尼西亞的道德要再重整起來，只有兩個可能：第一、把那些殺人的將軍全都繩之以法、或者全都槍斃掉。第二、那些貪污、侵吞百姓錢財，使全民進入痛苦的那些貪官污吏、和那些華人當中經常賄路的商人，全部都抓進監牢，印度尼西亞這個國家才有前途。」你們常常看見「排華」的新聞，就替中國人講話，中國人在多少國家里面勾結那些貪官污吏，做了許多違背百姓利益的事，你們知道嗎？我不因為自己是華人，就替華人講話。人不可以替什么人講話，只可以替真理講話，阿們？印度尼西亞如果要有前途、印度尼西亞的道德如果要改善、如果要有未來的新氣象，只有把這些將軍革職，把他們繩之以法，把那些貪官污吏和奸商通通抓進監牢，審判他們，定他們罪，否則印度尼西亞沒有前途。我講了這些話的一個半月以后，軍事強人韋蘭托就下台了，這表示神聽了我的禱告！但是，還有很多中國人沒有被抓去，表示神聽禱告聽一半。有一些很敗壞的商人，他們可以知法犯法而不被罰，可以用各樣的辦法，用錢收買貪官污吏，違背法律來敲詐百姓，把全國的財富歸在私人的戶頭，讓几千萬人在貧窮飢餓的邊緣，不能生也不能死。我告訴你，很多地方排華不是沒有理由的，很多中國人的富有，它的背后是罪惡。不要以為自己是中國人，就認為中國人做的就是對的。我們要站在真理的立場上講話，不然我就不是神的仆人，你也不是神的兒女。
該隱說：我弟弟獻的祭蒙上帝悅納。我獻的他不悅納，我這個大哥怎么作下去？我怎么有臉見人呢？所以我要把弟弟殺死！因為他比我弱、他比我小、他比我年輕，而我比他壯、比他大。所以，他就起來打他的弟弟，把他殺掉。他是用關公的大刀嗎？用劍嗎？我想不是，那時候可能這些東西還沒有發明出來。他憑著體力比他大就把他打死，他以為這樣就解決問題了，這是人權誤用的開始。他的爸爸可以管轄他的媽媽，因為媽媽體弱被爸爸欺負。「你管轄你的妻子，你的妻子戀慕你。」你可以這樣憑著你體力大隨便管轄人，我體力大所以我可以殺死人，罪就這樣變本加厲地臨到世界上了。這是人權的誤用﹔這是人性對人性侮辱的開始﹔這是人對人的尊嚴踐踏的開始﹔這是兄弟不像兄弟，沒有恩愛的開始﹔這是人間第一次世界大戰。就在那一次大戰里面，人口少了四分之一，本來有亞當、夏娃、該隱、亞伯，亞伯一死，四個剩下三個，對不對呢？
當被殺的人沒有人權的時候，也就是殺人的人誤用人權的時候。「我有權柄、我用我的辦法、我照我的策略把你殺掉，這是我的自由。」人權、自由、法治，這些東西就都產生在里面了。而神就說：「該隱，你的兄弟在哪里？」我很有興趣了解，神這樣問的用意在哪里？亞當吃的時候，上帝豈是說：「唉！你在做什么？你在吃什么？」上帝不是這樣問，上帝問亞當：「你在哪里？」當該隱殺死亞伯之后，神沒有說：「唉！你不愛弟弟嗎？你怎么可以殺死他呢？」他乃是問：「你的兄弟在哪里？」這兩句話都有一個基本的前提，就是：人的位份是神所尊重的，人的位份是神所關注的。人墮落的時候，不是從他的行為去定他的罪﹔人墮落的時候，不是因為他失去了某一種道德而變成墮落﹔人墮落的時候，是因為他先不看重自己的位份，所以就墮落了。這樣，墮落的事情、人的犯罪，是以「位份」去定奪的。「人啊，你在哪里？」「亞當，你在哪里？」「該隱，你的兄弟在哪里？」他們的位份已經失去了，已經離開了原先上帝所定的，這是聖經的總原則。所以，上帝批判天使犯罪的時候，用了一句話：「不守本位的天使。」(猶6)不守本位的天使叫做「墮落」、不守本位的天使叫做「犯罪」。這樣，罪就不是一個行為的問題而已，罪就不是一個違背法律的行為而已﹔罪就是：先輕看、先侮辱、先踐踏、先挪移神所為你定那原有的方位和原有的位份。罪就這樣子定了。
今天我們談人權、談人與人的關系、談民主的時候，我們要先肯定人應該有的地位在哪里？我們應當把人放在哪一個特殊的身份上面？那我們才能尊重人權，否則的話我們不能尊重人權。現在既成的事實就是權柄被誤用到殺人的地步，就是人的尊嚴竟然可以輕易地被別人隨意玩弄，該隱已經把他兄弟殺死了，連他殺兄弟的當時，神也沒有出面幫助他的弟弟。我們常常在苦難來到的時候，會問這個問題：「上帝啊！當人受苦的時候，你在哪里？那時候你在睡覺嗎？」當我的愛人被人強奸的那個時刻，為什么你不幫助？你讓她變成一個痛苦萬分的女子，你讓我不能娶到處女，上帝啊，你在哪里？」當這些慘無人道的事情，當這些人被強奸、搶劫、侮辱、殺害，當人受到蹂躪、踐踏的時刻，神在哪里？神為什么要等人權被剝奪了以后才來追討呢？神為什么不在該隱剛要下手殺死弟弟的當時，差遣天使來阻擋他、差遣天使來護衛亞伯呢？這是我們不能明白的，但是我們可以得到結論：神許可人誤用自由，神許可人濫用天然的權力、濫用人權。然后呢？這些被許可的一定要向上帝交帳，因為神權在人權之上。
我把「神權」放在「人權」之前，把「人權」放在「政權」之前。你說：「政權在現象界是一個遠遠大過人的權柄，為什么你卻把它放在最后呢？」我告訴你：一定要放在最后，因為政府的存在不是原先神所定的。人權的存在、人的尊嚴與價值卻是神親自賜予的，而神是一切權柄真正的原本，也是其它一切被賜下、被許可，甚至被任憑的權柄的總權柄，因為他要審判其余所有的權柄。所以「神權、人權、政權」這個順序，是照著聖經里面的政治思想，和聖經神學里面整個神的旨意來編排的。
壞的政權好過沒有政權
人的權柄是從神來的，所以當然神的權柄高過人權﹔政治的權柄應當是從人推選出來的，所以人權應當高過政權，這是從我們普遍的觀念想出來的。「是我選政府，當然我的權柄比政府更大。」這是在一個已經受過民主觀念洗禮的政治哲學中所提出來，而且是很自然會明白的話語。但是，我們不是從這一方面來看，我們是從神的道來看：人權是神早就定的，政權卻是犯罪以后才需要的。「政權是人犯罪以后才需要的。」這句話什么意思呢？我告訴你：如果人可以隨便侵犯人、人可以隨便殺死人、人可以隨便踐踏、侮辱別人的話，那么又有誰應當來控制這些不法之事？又有誰應當超越這些犯罪的人，來定這些犯罪者的罪呢？這樣，犯罪者隨時隨地誤用他的人權、隨時隨地超越他應當做的事情，去侵犯別的罪人的時候，這時就應當有超過所有平常人的一個機關，或者更高的一個權柄去處理、去約束、去審判那些犯罪的人，這就叫做「政權」。所以，政權是需要 -- 政權是犯罪以后才需要的。
你說：「罪人誤用人權犯罪，使這已經犯了罪的世界更敗壞，所以需要一個控制的力量、需要一個機關來處理、限制、約束和審判這些犯罪的人，罪人的審判者和法律的執行者本身也是罪人又怎么辦？」問題就在這里了，罪人設立法律去控制、約束罪人，這樣可以嗎？這是神原先的旨意嗎？我告訴你不是的！這不是神原先的旨意﹔所以我說是神的許可。你說：「我是罪人，你也是罪人，你還要管我？不必！」上帝說：「必！」所以呢，改教家，無論加爾文(Calvin，1509-1546)、無論慈運理(Zwingli Ulrich，1484-1531)、無論馬丁路德、布靈爾(Bullinger，Johann Heinrich，1504-1575)、伯撒(Beza，Theodore 1519-1605)等等，他們得到一個共識：「最壞的政府，比沒有政府還好。當你不滿意你的政府時，你以為明天這些政府官員全都自動辭職，情況就會好得多了！不！馬上就會有七、八倍的強盜起來，把整個社會搞得更亂，你懂了嗎？
需要政府嗎？需要！怎樣地需要？絕對地需要！為什么？因為絕對有罪的存在，所以絕對需要有處理罪的機關和權柄來控制罪。神許可犯罪的人受其它犯罪的人所管理。那么你說：「管理我的也是罪人，這些政府人員里面，也有很多黑暗的事情，那為什么還說：神許可政府存在呢？」這是聖經的另外一個很重要的課題，就是神「普遍恩惠」的運行。當一個人還沒有被選上以前可能是壞蛋，但當他被選上當了總統以后，良心發現，就好好地表演一下，暫時還好一點，等到作總統作久了以后，發現：「我不是像上帝嗎？」所以就開始便壞了，就是這樣。沒有掌權以前常常批判政府，以為自己更了不起，等到讓他真正組政府了，才知道這么難！他就開始謹慎處理，做一個樣子，表演怎么樣做好政府。等到慢慢地表演到累了，笑到皮都酸了，就拉起面孔心想：「我就是上帝！」就是這樣可怕！所以，一個人一生一世繼續不斷地作掌權者，就會變成假神、變成偶像。
「絕對的權力產生絕對的腐敗﹔絕對的權力產生絕對的毀滅。」(The total power wi1l produce total corruption.)這一句話是美國十九世紀一個國會議員提出來的。所以呢，西方民主從慘痛的經驗中學習到一件事情，就是不能讓一個人作總統做太久。作太久，就會爛掉了！蘇哈托剛開始當總統的時候很不錯，他那時連講話都不會、演講都不懂，所以每次都看著稿一個字、一個字地念﹔但他有一個好處，就是愿意起用聰明的人成為他的助手，把政權搞得好好的，讓印尼從相當落后的國家變成相當先進、富有的國家。就在他任內的最后几年，你可以看見，在雅加達建了差不多四百多座的摩天大樓，使雅加達能擠身于世界最大的現代化都市之一。你到雅加達看，最漂亮的大街有十二行的車道，比較起來，台北的仁愛路就算不得什么了！雅加達最繁榮的時候，凱悅酒店頂樓的「總統套房」一個晚上要六千美金。你們以為印度尼西亞是很落后的，唐崇榮是落后地區來的嗎？不是！雅加達是天堂、地獄共聚的地方。你看到有一些人在路邊找東西吃、有一些人住在人不能住的地方，但是，你也看到有一些人揮金如土。你在雅加達，可以看到几條最漂亮的街道，使紐約黯然失色，紐約大多是老房子！
全東南亞最漂亮的大街不是在新加坡，不是在馬尼拉，而是在雅加達。但是這一個總統作了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之后，就從內心產生一句像尼布甲尼撒王一樣的話，他站在城牆的最高處說：「這大巴比倫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為京都，要顯我威嚴的榮耀么？」(但四：30)他就像希律王講話的時候一樣，他心里想：「如果有神，大概也就是像我這樣吧！」上帝說：「希律，你說什么？你以神的身份講話，好！我要對付你很簡單，只要用一條虫就夠了。」(徒十二：2l-23)。「神被虫咬死了！」這是最大的諷刺你懂嗎？在此你就看見「神權、人權、政權」的奧妙。不但「神」會被虫咬死，「王」也會變成「牛」 ，你知道嗎？你說：「哪里啊？」尼布甲尼撒講了那一句話以后(但四：30)，上帝干預他的政權，他就變成像牛那樣吃草，好几年之后才恢復過來(但四：31-33)。
罪人用他的自由越權去侵犯別人的人權時，神就許可政權的存在，所以政府的存在是必須要有的。「如果還沒有更好的政府，現有最壞的政府，還是比沒有政府更好。」這是改教家、偉大的神學家加爾文、馬丁路德等人早就看出來的，因為人性太敗壞了需要約束，約束需要有法律，所以呢，神許可把權柄交給政權來作為他的用人﹔神許可人制訂一些法律成為他公義的影子，這樣政府的存在、政權的存在就是很重要的。基督徒應當有政治意識、有政治覺悟、有政治責任感、應當有政治參與，但是，你沒有權柄用你的政治偏見或政治主觀的見解，把整個教會拉去跟你同走一條路。今年在高雄很多人對我說：「這一次許多家庭大吵特吵，只因為太太要選宋楚瑜、丈夫要選阿扁，所以兩個人吵來吵去，結果兩個都扁了。」每個基督徒都是一個人，作丈夫的不可以強迫你的妻子跟你的政見相同，作妻子的也不可逼丈夫一定要跟你同選一個人，因為每一個基督徒都應當有政治立場、政治意識、政治覺悟、政治責任感、政治參與。你是有人權的，對國家、對自己都該盡當盡的責任。那么你說要選誰呢？我們私下有機會再談更秘密的事情，我不會告訴你應該選誰，我也不會選誰，因為我在印度尼西亞！我沒有權選台灣的總統，但是我有責任告訴你要照著聖經的原則，懂得選哪一種人。你說：「這種人還沒有出來！如果這種人出來，我可能會選他，比如說唐崇榮」。」你不必拍手，你旁邊的人一定恨死你了！因為他已經決定了要選哪一個了，一定不是唐崇榮」的。如果你說：「這種人出來就好了，就可惜我們的候選人中間沒有一個是基督徒，聽說其中有一個十三歲受了洗，后來十六歲就忘記了。」你要選哪一個？政權是神許可的，不是原有的，而神把權柄給政權的時候，是為了要控制犯罪的人，阻止他們越權蹂躪人性的尊嚴。
你知道今天美國民間的槍枝有多少嗎？我告訴你：到上個禮拜為止的估計，美國流行在民間的槍枝，有兩億三千七百四十萬枝。美國人口多少？也就是兩億多。所以已經差不多百分之九十六的人都有手槍了，與人口數目相等。你看，為什么呢？這証明了世人在罪惡中間，而每一個人都在威脅里面。「你有手槍，那我手無寸鐵的怎么辦呢？為了我自己的安全，我也預備一只手槍，平常我不用它。」但是不小心被孩子拿去亂開怎么辦！這是常常發生的事情。
我們不能不承認人人都犯了罪，在罪惡的世界中間，你的生命可能不能長存，生命也沒有保障，所以我們一定要用一些的工具，來加強保衛自己的能力。這樣呢，美國就開了一個最不好的例子，就是讓民間自由擁有武器。凡是民間自由擁有武器的地方，那些犯罪的行為不是減少而是加添，這是不能否認的一件事實。所以呢，美國的犯罪率比印度尼西亞多了好几倍。再者，如果兩億三千七百四十萬枝槍里面，其中只要有百分之一的人神經錯亂，就等于兩百三十七萬四千枝的槍枝，可以隨便亂射子彈在美國的領土上。你說可怕吧！你說：「台灣不安全，要到美國！」我告訴你到美國更不安全。我的一個會友，他的孩子在德州(Texas)讀書，就被他的朋友開槍射中他右手的膀臂和胸口之間，現在一生一世右手癱瘓不能寫字、不能握手，變成了一個半殘廢的人。望子成龍，把他送到美國去留學，結果卻變成一個殘障的人，這是美國。所以需要政權嗎？需要！絕對需要！為什么呢？因為應當有約制、約束、限制、管制，也有必要刑罰那些犯罪的人。
最后，我們在這一堂要做一個結論。政權如果是必須、而且是絕對必須要存在的，那么政權存在的終極目的是什么？政權存在的終極目的是護衛人性的尊嚴﹔政權存在的終極目的是保護國民的安全﹔政權存在的終極目的是提高人類的幸福﹔政府存在的終極目的是可以把法律運行在人的社會中間，使人與人可以達到真正的彼此尊重，而不彼此傷害的地步。但是這整個加起來是消極的。人因為有法律而不傷害別人，是因為怕上法庭、進監牢而變成安份守法的公民，這還不能推行那積極性的社會的作為，這還不能表達積極性的人性尊嚴的彼此尊重那個更向前進、更樂觀的方面。所以呢，有了法律還是不夠，有了政權還是不夠。我們作基督徒的就要對世人說：「你更需要認識在政府上面的政府，在律法上面的律法，在寶座上面的寶座。」這樣神權在人間，才能夠把人類提升到最高、最幸福的境界。我們今天先談到這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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